徐有威 张志军:以厂带社: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次改革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21-10-20 08: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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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威   张志军  

   【内容提要】 “以厂带社”是我国在三线建设时期所尝试的一次基层管理制度创新。从“厂社结合”的实践经验到“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制度创新,工厂与公社平等的互利合作转而成为工厂全面领导下对公社的管控与支配。“以厂带社”试图通过构建一体化的厂社管理体制,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找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该制度的出现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其贯彻执行过程也蕴含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新制度的美好想象。然而,在进一步的全国推广实践中,这个制度却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状况,由此成为研究者观察这一制度改革的重要切口。

   【关键词】 厂社结合, 以厂带社,三线建设,体制创新

  

   “以厂带社”或者说“以厂带社,厂社结合”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从解决三线建设大规模推行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在总结前期大庆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新。此前的三线建设研究者对于“以厂带社”的关注甚少,即使偶有涉及,也往往是从工农关系的角度切入,将其作为三线建设时期工农互动关系的一个研究例证,从制度创新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这个角度切入的研究并未有更多深入。

   “以厂带社”提出之初,其初创者可能仅是为了弥补“在农村建设工厂”时出现的人、财、物缺口,本质上是一种临时性的应付。但随着其间蕴含的制度创新信息被发掘,尤其是透过“以厂带社”模式所揭示的工农联盟新尝试,依稀可见“消灭三个差别”的理论曙光,使得中央领导层将其从西南一域的三线建设经验发展为一种有必要向全国各地、各领域努力推广的制度创新。因此,本文拟从三线建设时期“以厂带社”模式的创制、推广和流变路径入手,着重关注其在经验提炼和全国推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异,在复现这次改革探索基本过程的同时,对其间所产生的历史经验及可为今日镜鉴的信息做一点梳理与总结。

  

   一、“以厂带社”的制度背景

  

   “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制度的理论源起,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落实工农结合,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指示。①其最初的尝试甚至可以回溯到“大跃进”时期曾经煊赫一时的“厂社挂钩”模式。所谓“厂社挂钩”,是指“国家的一般工厂、矿山企业特别是农业机械制造和修理企业”根据自身从事工业生产所形成的优势条件,和附近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公社“建立技术合作协定,实行互相合作,互相支援和互相学习。工厂实行技术下乡,如对机器使用实行包教、包修等”。当时,这种安排被认为不但“有利于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也有利于发展和巩固现阶段的工农联盟”。②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大工业生产的优势资源来反哺农业,以期能迅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的机械化。

   政策出台之初,《人民日报》就曾刊发多篇宣传“厂社挂钩”的文章,认为该政策是“群众性的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一种有效形式。这种形式对象固定,责任明确,便于订出长远规划和具体措施,发挥双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③。通过推动该政策的贯彻执行,能够有效实现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援助,“大大加强了厂社双方努力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责任感,空前地密切了工农双方的联系”④。

   “厂社挂钩”最如火如荼的时期是1960年,全国各地都在推动以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为主题的群众性运动。“黑龙江、辽宁、上海、甘肃、成都等许多省市的厂矿企业普遍采用‘厂社挂钩、分片包干、一包到底’的办法。”⑤辽宁全省“已有2132个工厂矿山、交通邮电、商业金融、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等单位投入到支援农业的活动中,各地纷纷组成了支援农业的合作委员会,与县、社联合挂钩,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固定支援,一包到底”;安徽省利用“大小厂搭配、小厂联合、专业对口的办法,统一调整‘厂社挂钩’关系,加强工业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全省80%以上的厂矿企业已分别与人民公社挂了钩,被挂钩的公社占全省农村公社总数的90%以上”;⑥ 上海市则因地制宜创设“区县挂钩,厂社挂钩,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12个区的1000多工厂与11个县的172个人民公社实行对口挂钩”,“组织了两三千名技术工人下乡支援农业”。⑦

   但在政策实际执行中,因为工业与工厂不但拥有相对丰裕的生产资料且在政治话语中被置于“老大哥”的位序,其对农村和农业的挂钩被片面地理解为支援与输血,结果,公社从生产资料到衣食住行都赖上了工厂,邓小平曾说:“搞厂社挂钩,不是白菜、猪肉都挂上了吗?”⑧而这种“厂社挂钩”最终也演变成“一平二调”和“刮共产风”,在混淆两种所有制的同时,甚至对常态的政府运行机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中央决定建设三线,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大规模上马,并在短时间内全面铺开。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西南三线“建设规模大,项目多,任务十分繁重”,再加上为了迅速完成战备,“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抢时间”,⑨整个建设时间被安排得非常紧凑。一时间人、财、物都出现了捉襟见肘、不堪支应的情况。

   为解决现实困难,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在总结广安县国营明光仪器厂(代号“338厂”)和国营华光仪器厂(代号“308厂”)开创性试行工农结合建厂经验的基础上,⑩于1965年8月做出了发扬大庆“干打垒”精神,试行“厂社结合”和贯彻小城镇方针的决定。闫秀峰等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领导还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党委到当地召开现场会议,在338厂和308厂进行“厂社结合”的试点。11

   从试点工作出发,西南局用八句话和三个原则概括总结出“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经验。所谓八句话即“厂社结合,工农并举,两种所有,分别核算,互相支援,等价交换,大庆大寨,共同发展”12。三个原则强调必须实行两种所有制,两种分配制度;在相互支援中,坚持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发扬大庆大寨精神,工农共同发展。13

   为便利实践,西南局还对“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实施环节的具体操作细节进行了明确:一是“以厂带社”,工、农业相互支援,互相促进,特别是要搞好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二是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包括定期轮换工和临时季节工两种形式,同时要大力普及初等教育,搞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培养技术后备力量;三是组织职工家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是贯彻小城镇的方针,依托乡场或城镇,厂社合办福利设施。14

   到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向参会人员转发了由红旗杂志社王力提交的,关于“厂社结合”问题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厂社结合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的意义”,“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逐步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现在,三线建设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的正确性”。15

   会后,“以厂带社,厂社结合”作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方向性问题,也是消灭‘三个差别’,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措施”16被推向全国,成为当时各地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探索的重要一步。

  

   二、“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制度设计与流变

  

   从1965年9月西南三线建设单位开始在广安县尝试“厂社结合”的试点工作,到次年3月《一九六六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确定要在全国普遍试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17并明确规定“以厂带社,就是要带政治、带生产、带科学技术、带文化”18,“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制度内核和相应的侧重点经历了一个从坚持“厂社结合”到强调“以厂带社”的微妙调整。

   比对广安县委领导石永寿于1966年1月初所做的报告19和1966年3月底被转发全国,标识为石永寿发言的报告20,尤其是其中关于“厂社结合”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政策导向与实际考虑。

   (一)“厂社结合”阶段的制度设计和实践

   从最初的组织驻地民工参与建设工厂,尝试融洽工厂与驻地群众关系的基本方法出发,被赋予“厂社结合”试点任务的广安县委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认识到“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在此阶段,作为试点的广安地方,不但在政策实施层面停留于不推不动的状态,其对于“厂社结合”的认识,似乎也止步于“工农结合建厂”和“厂社相互支援”上。

   2021-10-20,石永寿代表广安县委所做的《关于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进行厂社结合试点工作情况汇报》提及本县如何进行“厂社结合”的试点时承认,直到西南局于1965年9月到338厂召开现场会以前,他们对于“厂社结合”仍止步于筹划酝酿阶段,并有“厂社是否可以结合的想法”。直到西南局召开现场会后,他们才真正组织力量前往双河公社进行试点建设。

   大规模推动此事的契机,则到了1965年10月。其时,主政西南的李井泉亲自视察并对“厂社结合”做出重要指示。此后,广安县委才“正式宣布双河公社与明光仪器厂,天池公社与华光仪器厂、六市公社和红光仪器厂实行厂社结合”。21

   也因为对于“厂社结合”的认识仍停留于“建工亦建农”,认为“厂社结合”就是“厂社互相支援,互相促进”,以石永寿为代表的广安县委虽然自认经过了一个“是否结合——怎么结合——坚决结合”的过程,对于“厂社结合”的意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逐步明确了实行厂社结合,亦工亦农,工农并举,是加快工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更好地巩固工农联盟和缩小三个差别的正确道路”,22但广安县委在总结试点阶段设计的“厂社结合”方案和具体的实践经验时,仍显现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局限。

   在前述石永寿2021-10-20的报告中,他们对于“厂社结合”阶段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在基本原则方面,广安县委强调“厂社结合必须要遵循主席关于‘工业靠大庆,农业靠大寨’的教导,工业要走大庆之路,公社要走大寨之路……厂社结合不是厂社合一,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坚持独立核算和两本账,坚持两种分配制度……厂社结合后,工农应积极互相支援,但必须坚持工农两利等价交换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不得一平二调,既不能恩赐,也不能依赖”。23

   对于“厂社结合”之后,厂社之间的领导关系问题,广安县的方案是“厂社结合后,工厂党委书记兼任了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公社原党委书记为第二书记。三个工厂所在区委负责人分别参加工厂党委会,县和工厂对公社实行双重领导,以厂为主合理分工各有侧重”。24

   在具体的工作任务分配中,工厂党委对于公社的实际领导体现在“讨论、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农业方面的方针政策,指示决议;加强和指导公社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农民群众;研究制定公社农副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和支援公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逐渐实现农业四化大力发展生产,使得公社成为一个经得起战斗灾荒考验的基地;对工农业所需的劳力培养调配做出统一安排,研究普及初等教育,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和办福利事业等重大问题,为建设小城镇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至于在生产、生活中的日常工作,仍由县、区、公社负责”。25

分析广安县执行“厂社结合”策略后所设计的新单位管理模式,虽然形式上强调了“厂社结合”之后,以厂为主进行管理,也在制度上明确了新单位的第一负责人是“工厂党委书记”,但其后在工厂党委书记的职能设计上,明显有务虚的倾向。行文最后关于“生产、生活中的日常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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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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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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